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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看待飛機“詐彈”現象，更要將視線前移，去認真剖析每一個案中的犯罪動機與原因，以尋找造成犯罪多發的普遍性因素。
　　昨日中午，長沙黃花國際機場接到爆炸物威脅電話，共有4個航班受到影響，造成飛機迫降和航班延誤。目前1名嫌疑人已被公安機關控制。
　　這早已不是第一次出現飛機“詐彈”的新聞了。雖然在法律上，此類行為會受到刑法上編造、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的追究，但是值得反思的是，為什麼在國家刑法明確定罪立刑的規制下，為什麼在司法機關專門出台依法從嚴打擊此類犯罪的通知背景下，為什麼在最高法剛剛公佈《關於審理編造、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》的情況下，依然有人甘願鋌而走險、頂風作案？這樣的行為是在挑戰法律與司法的權威，還是傳遞出什麼不一樣的社會心理？
　　從常理判斷，行為人謊稱飛機上有炸彈，不會不知道這種虛假信息會帶來多大的恐慌，因為飛機絕非普通的公共交通工具，一旦出現險情乘客生還率極低。恐慌不僅影響具體航班上乘客的權益，也會向社會傳遞出航空安全脆弱性的負面效應，因而具備了恐怖的特征。這是現代國家普遍從嚴打擊此類犯罪的理由，但也可能就是嫌疑人選擇飛機“詐彈”的行為動機——擴大恐怖的受害面積，引起社會的關註。由此，我們挖掘此類犯罪背後的原因是必要的。
　　或許在不同的個案中，嫌疑人作案的動機各不相同。有的出於刺激和玩笑，有的出於個人訴求得不到關註，也有的出於報複社會的極端心理。但不管怎樣，他們作為社會中的一員，其行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社會的影響。正是在這個意義上，犯罪可以被視為社會問題的一種別樣反映。有學者就將犯罪比作細菌，把社會比作培養基。特別是在轉型期，利益分化、衝突加劇、人心浮躁等，當社會成員的尊嚴、安全、成功的機會逐漸削弱或喪失時，社會應有的整合功能也隨之式微，犯罪就容易成為少數人針對社會的示威、反抗。
　　與其他犯罪不同，編造飛機炸彈並不是直接針對怨恨對象，而是泛指那些無辜的人，這種完全“損人不利己”的犯罪所透露出的心理，或許折射出我們社會心理機制對一些人的意志失去了控制力。我們當然不能否認犯罪中的個人原因，但也應重視個案背後的深層次原因，否則司法的事後治理往往會“按下葫蘆浮起瓢”。因此，看待飛機“詐彈”現象，不能只是把眼光緊緊盯住司法如何依法從嚴懲治上，更要將視線前移，去認真剖析每一個案中的犯罪動機與原因，以尋找造成犯罪多發的普遍性因素。只有這樣，我們才能系統解決好犯罪預防這一課題。
　　相關報道見今天A18版
　　本報特約評論員兵臨　　（原標題：“詐飛機”背後的社會心理待剖析）